中医哲学是现象层面的整体哲学20世纪70年代,许多从西学看起来不可理解

第一,阴阳的对象是自然的整体。自然的整体表现为现象,阴阳是对现象的概括和划分,是现象层面的规律。《内经》说:“阴阳应象。”(《素问》第五篇标题)阴和阳总是表现为“象”的形式。对立统一规律属于西方哲学,以共性个性、一般个别的道理为其精髓,故其概念和规律都表现为抽象的形式,所以它的应用必定会破坏对象的自然整体性,会离开事物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的层面。

中医哲学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道、儒哲学在医学领域的运用。看起来好像十分单纯,没有什么独立意义,故历来不被哲学家和近代医家重视。可是,回顾百余年来,西学横扫世界,中医却始终屹立,近更灿然振兴,蔚成一大奇观。细细品味,不禁使人惊醒,原来许多科学和哲学观念上的重大突破正要从这里开始,而中医学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与中医哲学的再认识同步。许多从西学看起来不可理解,类似丑小鸭的东西,其实正是中医和中医哲学元创性的表现。如何看待中医学与中国哲学的特殊关系凡是多少接触过一点中医理论的人都会知道,中医学有很强的哲学性,甚至有人主张将中医学视为一种哲学。这突出地表现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上。它们既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同时又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两千多年来,它们支撑中医学术的发展,使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终于成长为一个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有明显疗效,而且具有自己独特优点的庞大医学体系。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中,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又通过这些理论,深深地渗透到整个中医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而那些深刻的内容集中地凝聚在《周易》和老庄的著作里,所论“天下随时”,“道法自然”,“立象尽意”这三项原则,正是中国认识论的精华。因此,唯有懂得了它们,才能真正把握中医学的活的灵魂。隋唐时代的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尝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所说极是。?中医学至今仍与哲学相贯在西学思想充斥一切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时代,如果不弄通并确然相信中医学的科学道理和价值,就不能真正理解和确认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即科学思维;引而申之,也不可能全面和准确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很明显,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科学的代表,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就不可能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自然不可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有独立价值的认识论;即使勉强找到了一点儿,也是一些或真或假与西方认识论相似的东西。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殊关系,所以如果仅仅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却不认真研究中医学的方法和理论基础,那也难于弄清楚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实质。从古至今,中医学与哲学有特别紧密的关系,甚至有些内容相互交错,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事实。众所周知,科学与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什么科学,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学的导引和约制。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概莫能外。而且,古代西方与东方一样,也曾有过哲学与原始科学混融在一起的时期。但是后来,西方的各门具体科学陆续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从此与哲学泾渭分明,在理论和概念上不再纠缠不清。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哲学与科学也走过从混融到逐步分离的过程。至迟到西周,医学已成为独立的知识系统。但是中医学至今仍保留着阴阳五行而与哲学相贯,这一点与西医和西方科学却很不相同。有人据此认为,中医学始终没有摆脱古代的朴素性,仍然停留在前科学的阶段。中医学要现代化,要成为科学,就必须与哲学彻底分离,甩掉那些哲学范畴。这种主张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一概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而忽略了中医学和中国哲学的特点。?二者均以自然整体观为基础概略地说,中国哲学是时间哲学,或自然整体哲学;中医学是时间医学,或自然整体医学。中国哲学和中医学所坚持的整体是完全的本始的整体,是自然的演生的整体,故特称自然整体。(西医构建的是合成―空间整体。)这样的整体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全息。意思是,整体的每一局部都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基于这种观点,中国哲学和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人身上的基本特性与生出人的天地宇宙有对应关系,可以相互参照。关于这一点,张介宾说:“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类经附翼・医易义》)“易”指《周易》之易,即变易及变易之理。天地之易与身心之易有一致性,所以可以也应当运用天地之易来行医道。天人相应、医易相通,并不是由于中医学和中国哲学朴素、幼稚,而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是自然整体观引出的结果。如果不是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其哲学之理与具体科学之理也不可能如此相通。自然的整体观强调整体决定局部,部分由整体生出,因而主张从整体看局部,又称“以大观小”。这样做,就是把事物放在整体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从而能够揭示事物内外的整体关系。由于是自然的整体观,即时间演生的整体观,所以把事物放在整体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就是放在天地宇宙大化流行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对于医学来说,医家看人,不仅把人本身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之整体对人之局部起决定作用,首先更要把人和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是天地宇宙的一个部分,为天地所生,为天地所养,无论从发生还是从生化的角度,天地对人都保有决定作用,故人之整体要受天地整体的制约,人与天地有应合关系。这就是说,坚持自然整体观的中医学,其基本的出发点是以天地宇宙的视角来体察人的生命过程。因此,为了揭示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联系,说明人身内外如何受到宇宙大环境的决定和影响,就必须运用一些整体性哲学的范畴居高临下地来考察人的生命过程。然后以此为导向,再进一步研究人之生命各项具体的生理病理规律,以及它们与各种天然食物、天然药物的关系。而阴阳五行理论对天地万物进行整体归类,就体现了从天地整体看万物局部的原则。《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王冰注:“阴阳与万类生杀变化,犹然在于人身,同相参合,故治病之道,必先求之。”所求病之本,指人身之阴阳,而人身之阴阳又是天地之阴阳在人身中的贯彻。《内经》强调,人身病之本,以及人身生命之本,与天地相通,受天地决定,必须以天地运化的大视野来加以观察和考定。这段经文和注文充分体现了中医自然整体观“以大观小”的原则。应当看到,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概括的是天地万物,所以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但它们与西方哲学范畴不同,它们的功能不在于代表某种严格固定的高度抽象的共性,而是以某种具体的动态性能为标准为某类事物规定了一个范围。凡具有该种具体的动态性能的事物就以其自身之全部归属于那一类。?二者关系不同于西医与西方哲学关系中国传统哲学是自然整体哲学,同时也是“象哲学”。它不仅强调现象的本体意义,而且用意象思维,即“立象尽意”的方法,而不是抽象方法来构建它的范畴。所以中国哲学的范畴是意象范畴,而不是抽象范畴。哲学“象”范畴也有极大的概括性,但不是通过高度抽象,而是依据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具体关系来建立其范畴,从而获得概括性。如五行是按照与四时的感应关系来规定属木、属火、属土、属金、属水五大范畴。因此,木性、火性、土性、金性、水性五大范畴既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广普性,同时又不超离现象,而就在现象之中,不过是现象的归类。阴阳和“气”也有同样的性质,它们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又是感性的实在。基于此,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不仅适用于天地大宇宙,同时也适用于人身小宇宙。由于它们所规定的是某种具体的动态性能,所以它们无论应用于天地大宇宙,还是人身小宇宙,都能说明一定的具体关系。而且,由于是整体划分和归类,凡具有该种具体的动态性能的事物就以其自身之全部归属于那一类,因此,被归属的那些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自然也都被容纳到该范畴之中。这样,就使得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它们有能力概括天地万物,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因而无愧为哲学范畴;另一方面,当它们运用于具体事物时,它们又有可能容纳和显示该种具体事物的特殊关系,成为关于该种具体事物之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两重性,通过阴阳五行范畴,又可以将那些具体事物与天地整体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对事物自然整体的观察。而中医学是象科学,它研究的是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的规律,也就是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所以中医学与阴阳五行一类的整体性哲学范畴相衔接,就成为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了。西方传统哲学和西医学的整体观是空间整体观。由于着眼空间,所以强调整体的合成性,可分解性,强调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决定整体。于是形成从部分看整体的思维模式,或可称之为“以小观大”。这样,充分认识每一个整体,就被归结为充分认识整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西医认识人体,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线。沿着这样的认识路线,科学分科,包括西医学的分科就越来越细,而与天地宇宙的整体联系也就越来越远。它们需要的是,用对象的构成部分来说明对象,而不大关心包容对象的更大整体乃至天地对该对象的影响。所以西方科学,包括西医学,虽然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哲学一脉相通,但在具体内容和范畴上,则各归各类,无须搭界。西方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当然也可以应用于具体事物。但是这种范畴无论应用到什么地方,都只代表一种严格固定的内容极为空疏的抽象共性,而不涉及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它寓于特殊,但自身中绝不含容特殊,所以不能说明实际事物的任何具体特性和具体规律。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只能通过自己来说明自己,而丝毫不能借助哲学。这是抽象思维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哲学与具体科学各自独立、分离的实际表现。由上可见,自古以来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特殊紧密的关系并不是缺点,而是自然整体医学的特点。这就像汉字。汉字之所以没有演变成拼音文字,并不意谓汉字落后,而是中国的意象思维使然。汉字为适应和表达意象思维,因而至今保留着形象特征。确切地说,汉字经过演变,早已不是原始的象形文字,而是具有高度整体性的象意文字。而成形后的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也根本不是什么西方类型的“自然哲学”;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不可用西医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来做机械比照。长远未来的中医学肯定会有大的发展、突破和变革,阴阳五行等也有可能被新的理论代替,但是中医学与未来的自然整体哲学保持特殊紧密的相互渗透关系,这一点不会改变。如果改变了,中医学就不再是自然整体医学。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不可取中医哲学的实质是中国传统哲学,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也就是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国传统哲学。此种做法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20世纪50~70年代达到高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应当提倡,但在认识上要以中西文化平等为前提,这样才有可能弄清楚究竟哪些是真正的同点,哪些则是各自的特点,并给出正确评价。否则,就很容易以一种哲学为标准,而让另一种哲学来屈从,甚至根本不承认另一种哲学是哲学。以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断定中医的元气论和五行学说,属于唯物论;二是认为中医依仗的阴阳理论,等同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两种说法似是而非,给中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很深的负面影响。?元气论和五行学说不属于唯物论视元气论和五行学说为唯物论,这种观点来自哲学界。先说气。其实,中国的气概念与西方的物质概念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这是问题的关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气”概念做必要的澄清。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气”有很多用法,但作为存在最终是两种,一是有形之气,一是无形之气。有形之气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气态物质,如云气、水气、风气等。无形之气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实在,它们“细无内,大无外”,只能由人的“心”与之相通,故曰:“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作为宇宙本原之气,应当是指后者。中医学所说的生命之源,实际也是指无形之气。西方唯物论主张的实体,即物质,其实都在有形的范围之内。大约19世纪以前的唯物论哲学,总是把物质同某种特定的物质形体捆绑在一起。后来人们认识到,任何物质形体,即使原子结构也不是绝对的、最后的,物质形体是可变化的、多样的。于是在苏联和中国大陆,20世纪的唯物论不再把物质概念固化为某种物质结构,而做了更高的抽象,将物质定义为仅仅是“客观实在”,其基本品性是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能够被人的感觉所反映。这样的物质概念尽管不受物质结构形态的束缚,但用可以被感知的“客观实在”定义“物质”,势必造成混乱。因为一切有迹可察的事件,各种确实存在或存在过的具体事物,所有已用形象或文字表达出来的精神产品以及一切现象、关系、过程,等等,都可以包括在这个定义之中,而实际不能纳入哲学“物质”概念。哲学物质概念一定与物理学的物质概念紧密相联系,而不能用极端泛化、可以包罗万象的“客观实在”来表达。我们关注的是,无论唯物论采取何种形态,都强调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强调感觉、意识反映客观物质存在,所以一切物质都存在于主观之外,它是主客二元对立的一元。这种关系就决定了,主体的认识途径和方式必是通过感觉,再到意识。而任何感觉,都不外是对有形有限物的刺激的反映,意识则是在感觉基础上的抽象和想象。因此,主体所能发现和认识的事物,其具体的存在形态必定是有界限、有边缘的,因而也就是有形的存在。再者,唯物论与西方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西方自然科学历来自发地倾向于唯物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西方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都是有具体形态的或有界限、有边缘的存在,至少是存在于人的感觉和心之外的。这就表明,所有形式的唯物论,它们所说的物质不包括、也不可能包括“无形之气”。无形之气“细无内,大无外”,不存在二元对立,不存在任何边界。人正是在主客相融的精神状态中,才通过“心”发现并体察了“气”。唯物论强调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就必定远离“气”而与“气”无缘。元气论与唯物论的另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唯物论认为精神不是任何形式的存在,而是有形物质的“属性”,故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元气论却认为精神本身也是一种实在,其直接的承担者是“气”。不管精神之气与人的有形之身是怎样的关系,元气论不认为精神是有形物质的“属性”;主张精神是气,有形之物的本原也是“气”,因此精神与有形之物皆为实在的存在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对立。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用唯物论来解释和框定元气论,势必导出两个后果:一是抹杀无形之气的存在,而将“气”说成是某种物质元素或物理场,或某种纯粹的功能。二是以各种说辞,否定元气论视精神为“气”的观点。而无形之气的存在是中医学和所有中国传统学术立论的实在论基础,是中医学和所有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根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否定了“气”,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了中医学和中国传统学术。所有将中医药还原为生物物质和化学元素的做法,都与用唯物论框套元气论有关。至于以“气”解“神”,正是中国学术对精神现象研究的重大贡献。而事实上,将精神归结为物质的属性,就使精神活动的基本过程和大量心理现象根本无法得到说明。?阴阳理论不同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关于阴阳,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对立统一规律。笔者以为,二者尽管有某些同点,但至少存在三个根本区别。第一,阴阳的对象是自然的整体。自然的整体表现为现象,阴阳是对现象的概括和划分,是现象层面的规律。《内经》说:“阴阳应象。”(《素问》第五篇标题)阴和阳总是表现为“象”的形式。对立统一规律属于西方哲学,以共性个性、一般个别的道理为其精髓,故其概念和规律都表现为抽象的形式,所以它的应用必定会破坏对象的自然整体性,会离开事物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的层面。第二,由于阴阳和对立统一规律属于世界的不同层面,所以阴阳概念与对立面概念各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第三,阴阳本质上是时间性规律,从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着眼,故阴阳从根本上说,强调和谐、统一,强调对整体的保持和维护。为了事物的日新和发展,主张尽力发挥阴阳整体的调节功能。对立统一本质上是空间性规律,把事物看作是合成的整体,从部分对整体的决定作用着眼,故对立统一规律从根本上说,强调斗争、排斥,强调对整体的分解和打破。为了事物的日新和发展,主张把重心放在对陈旧部分的更换上。从这三点不同可以想见,如果把阴阳拉向对立统一规律,就会改变中医学的自然整体医学的特质。中医哲学是现象层面的整体哲学20世纪70年代,系统哲学传入我国。系统哲学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现代系统科学为基础。系统哲学的实质是整体观,因而与中医哲学有许多共同点。中医学的主要路径是,通过恢复和提高人身整体调节功能,从而达到祛病健身的目标。这与系统哲学的思想原则相一致。中医学和系统科学都是把重点放在事物的整体关系上,而不是放在事物的实体构成上。它们都着力研究相关复杂系统的整体规律,把调整和优化事物的整体关系,改善和提高整体功能,防止事物整体运动的不利倾向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对中医学和中医哲学有借鉴和启示意义。但是,要清醒地看到,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与中医学和中医哲学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别。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的确已经把关注点从物质实体转向了整体关系,开始更多地关注时间,但是它们植根于物质实体科学,所采用的方法,从思维方式、逻辑概念,到具体的认识手段,都与物质实体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空间为本位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它们仍然采取主客对立的认识方式,主要利用抽象方法。这使它们的认识不打算、也不可能固守在事物自然状态下的现象层面,而自然状态下的现象层面却是事物本始的完全的整体层面,是事物自然的演生的整体层面,也就是最高的整体层面。中医学和中医哲学所要把握的恰恰是人和宇宙的自然的完全的整体层面,所以它们立足于“象”,即立足于不受任何损坏的完全整体的自然呈现,而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所把握的整体则属于另外的层面。要认识事物完全的自然的整体,必须主要采取主客相融的认识方式,以意象思维统摄抽象思维。唯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事物之表里内外,事物与宇宙万物以及事物与认识主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全面联系。也只有做到了这些,才算是达到了事物完全的整体。为此,光靠观察分析、逻辑推理是不成的,还必须依靠意识之上的觉和悟。“气”是事物,尤其是生命现象整体联系的无形“使者”,是生命和一切事物运动的源泉。精神意识活动,作为现世界中最高的自然整体功能和现象,它们的存在和进行,更离不开“气”。而与“气”的沟通和对“气”的把握,则唯有通过主客相融、静念默观的方式才有可能。这些历来是中医学和中医哲学不可些许打折的主题,而远远不为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所理解。因此,当我们发现现代系统理论与中医学有某些相近之处时,切不可忽略这些根本性的差异。否则,同样会把中医学引向岔路。事实是,目前西医正在稳步地沿着系统科学的方向朝前走,这正符合西医作为西方科学的发展逻辑。当前困扰中医学的不是医学,而是哲学。一些流行的认识论观念须要突破、更新,这样才能树立正确的科学观,才能揭示中医学在科学中的位置,摆正中医与西医的关系。直白地说,就是要破除对西方和现代科学的迷信,在认识论上厘清中国与西方、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差异,明了并充分肯定中国认识论的独有价值。不把思想提到哲学上来,问题是不可能说清楚的。这就是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方向和信心。此乃发展中医学的关键。(

再者,唯物论与西方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西方自然科学历来自发地倾向于唯物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西方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都是有具体形态的或有界限、有边缘的存在,至少是存在于人的感觉和心之外的。

这里还应当讨论一下精神现象与生命、与形体的关系问题。

《周易》和中医学在认识上都以“象”为本位,而中医学所探索的是关于人身生命之“象”的规律。阴阳五行应用于中医学,其内容正是关于人身整体功能关系的规律。所谓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就是说,必须在人身整体功能和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上找到根据,而这些关系又都是通过“象”表现出来。医家正是要依据人身所呈之“象”,来做阴阳状态的判断。我们知道,“象”,也唯有“象”,才是自然状态下人身整体功能关系的表现。

中医学和中医哲学所要把握的恰恰是人和宇宙的自然的完全的整体层面,所以它们立足于“象”,即立足于不受任何损坏的完全整体的自然呈现,而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所把握的整体则属于另外的层面。

第一,阴阳的对象是自然的整体。自然的整体表现为现象,阴阳是对现象的概括和划分,是现象层面的规律。《内经》说:“阴阳应象。”(《素问》第五篇标题)阴和阳总是表现为“象”的形式。对立统一规律属于西方哲学,以共性个性、一般个别的道理为其精髓,故其概念和规律都表现为抽象的形式,所以它的应用必定会破坏对象的自然整体性,会离开事物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的层面。

因此,“物质”本身是具有还原性的概念。唯物论要求寻找一切事物的“物质根据”,以此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认为这个事物的“本始组分”能够说明一切,故唯物论的认识论属于还原论。还原论有积极意义,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以“象”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现象,将重心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因而必须主要依靠意象思维和综合方法,以抽象方法为辅助,视整体决定局部,不对世界进行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的分割,而在主客互动中寻找现象的规律。象科学不排斥对形体形质的考察,但以对“象”的认识统摄和提带对“体”的认识。

?二者均以自然整体观为基础

以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断定中医的元气论和五行学说,属于唯物论;二是认为中医依仗的阴阳理论,等同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两种说法似是而非,给中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很深的负面影响。

事实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偶然性具有独立的意义与作用。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而阴阳代表的是“象”,不是“体”。

西方唯物论主张的实体,即物质,其实都在有形的范围之内。大约19世纪以前的唯物论哲学,总是把物质同某种特定的物质形体捆绑在一起。后来人们认识到,任何物质形体,即使原子结构也不是绝对的、最后的,物质形体是可变化的、多样的。于是在苏联和中国大陆,20世纪的唯物论不再把物质概念固化为某种物质结构,而做了更高的抽象,将物质定义为仅仅是“客观实在”,其基本品性是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能够被人的感觉所反映。这样的物质概念尽管不受物质结构形态的束缚,但用可以被感知的“客观实在”定义“物质”,势必造成混乱。因为一切有迹可察的事件,各种确实存在或存在过的具体事物,所有已用形象或文字表达出来的精神产品以及一切现象、关系、过程,等等,都可以包括在这个定义之中,而实际不能纳入哲学“物质”概念。哲学物质概念一定与物理学的物质概念紧密相联系,而不能用极端泛化、可以包罗万象的“客观实在”来表达。

第三,阴阳本质上是时间性规律,从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着眼,故阴阳从根本上说,强调和谐、统一,强调对整体的保持和维护。为了事物的日新和发展,主张尽力发挥阴阳整体的调节功能。对立统一本质上是空间性规律,把事物看作是合成的整体,从部分对整体的决定作用着眼,故对立统一规律从根本上说,强调斗争、排斥,强调对整体的分解和打破。为了事物的日新和发展,主张把重心放在对陈旧部分的更换上。

对“证”与“体”的认识不能沟通

客观上,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整体对局部的决定作用与局部对整体的决定作用,相互联结得十分融洽,十分畅通,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在人认识过程中的互斥性,所以人不能同时准确观察这两个方面,于是也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两个方面是如何联结。又由于它们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所以在认识上也就不可能从一个方面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的原因。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某种程度的不完整的对应关系。寻找这种对应关系,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临床实践上,无疑都有重要意义。要清醒的是,所能找到的对应关系永远是不完整不彻底的,沿着这一认识方向,决不能将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完全沟通。

众所周知,科学与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什么科学,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学的导引和约制。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概莫能外。而且,古代西方与东方一样,也曾有过哲学与原始科学混融在一起的时期。但是后来,西方的各门具体科学陆续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从此与哲学泾渭分明,在理论和概念上不再纠缠不清。

由上可见,自古以来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特殊紧密的关系并不是缺点,而是自然整体医学的特点。这就像汉字。汉字之所以没有演变成拼音文字,并不意谓汉字落后,而是中国的意象思维使然。汉字为适应和表达意象思维,因而至今保留着形象特征。确切地说,汉字经过演变,早已不是原始的象形文字,而是具有高度整体性的象意文字。而成形后的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也根本不是什么西方类型的“自然哲学”;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不可用西医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来做机械比照。

辨证论治还有很多别的优点,如比之依据形体检验进行诊治,可以相对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再有,就是有很强的应对新生不明疾病的能力。证不像病原体和病灶藏于机体内部,难于发现确认,而是显露于外,可以直观察得。同时,新生不明证候的组合传变虽然异常,但是组合证候的要素及其与经络藏象、气血津液之间的基本关系却具有普遍性、相对已知性。医师根据不明证候中那些带有普遍性的关系,将相关药物进行灵活配伍,一方面可以对新生不明病患做出初步诊疗,一方面从证候宽泛的大范围到规定更多的小范围,从已知普遍到未知特殊,比较容易摸索出准确有效的治疗方案。值得玩味的是,辨证论治的这些优点,恰恰得益于不去清晰研察因果关系的做法。

以“体”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形体形质,偏向于空间和相对静止,因而必定主要依靠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将世界分成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两个对立部分,将事物之整体归结为其局部构成。这就决定了其认识方向,总是追寻事物的稳定性、确定性、唯一性,把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这样做,有无比优越之处,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不可取

元气论与唯物论的另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唯物论认为精神不是任何形式的存在,而是有形物质的“属性”,故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元气论却认为精神本身也是一种实在,其直接的承担者是“气”。不管精神之气与人的有形之身是怎样的关系,元气论不认为精神是有形物质的“属性”;主张精神是气,有形之物的本原也是“气”,因此精神与有形之物皆为实在的存在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对立。

患者与医师的互动关系。

“象”要比“体”丰富。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以形体为本位的医学,难于包容人的社会道德和心理精神层面。而辨证论治,察看人的气象,自然地可把人的精神世界纳入其中。所以,中医学有利于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

西方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当然也可以应用于具体事物。但是这种范畴无论应用到什么地方,都只代表一种严格固定的内容极为空疏的抽象共性,而不涉及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它寓于特殊,但自身中绝不含容特殊,所以不能说明实际事物的任何具体特性和具体规律。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只能通过自己来说明自己,而丝毫不能借助哲学。这是抽象思维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哲学与具体科学各自独立、分离的实际表现。

关于这一点,张介宾说:“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类经附翼·医易义》)“易”指《周易》之易,即变易及变易之理。天地之易与身心之易有一致性,所以可以也应当运用天地之易来行医道。天人相应、医易相通,并不是由于中医学和中国哲学朴素、幼稚,而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是自然整体观引出的结果。如果不是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其哲学之理与具体科学之理也不可能如此相通。

结论

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和制导中医学的取向,使其全部内容和所揭示的生理病理具有鲜明的时间性和意象性。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特征。所谓“辨证”之“证”,正是属于“象”的范畴,主要指人身病理变化不同阶段的整体表现,而不具有或仅局部具有空间定位(解剖学)的性质。它所要把握的主要不在于机体的器官实体,而在于人身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身最高层次的功能。其所规定的,正是生命时间过程的机制和机理。它们与日月天时相应,表现为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

如何看待中医学与中国哲学的特殊关系

基于此,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不仅适用于天地大宇宙,同时也适用于人身小宇宙。由于它们所规定的是某种具体的动态性能,所以它们无论应用于天地大宇宙,还是人身小宇宙,都能说明一定的具体关系。而且,由于是整体划分和归类,凡具有该种具体的动态性能的事物就以其自身之全部归属于那一类,因此,被归属的那些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自然也都被容纳到该范畴之中。

治疗手段能够将其消除,同时又不会给患者生命带来巨大危险。

《易传》说:“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上》)意思是,昼为阳,夜为阴;日照为阳,背日为阴。《内经》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表明阴阳是一种性态表现。《素问》有一篇重要论文《阴阳应象大论》,其篇名即指明,阴阳属于“象”的范畴,而不属于形体形质。形体形质本身无所谓阴阳,唯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功能、作用,发生一定的关系时,方具有阴阳的属性。五行也如是。阴阳和五行都是“象”不是“体”。

第二,由于阴阳和对立统一规律属于世界的不同层面,所以阴阳概念与对立面概念各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二者均以自然整体观为基础

万物本原不能归结为“物质”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1875—1961)对《易经》和东方文明有着极深邃独到的研究和体悟。他曾写道: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着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我们关注的是,无论唯物论采取何种形态,都强调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强调感觉、意识反映客观物质存在,所以一切物质都存在于主观(感觉、意识)之外,它是主客二元对立的一元。

西方唯物论主张的实体,即物质,其实都在有形的范围之内。大约19世纪以前的唯物论哲学,总是把物质同某种特定的物质形体捆绑在一起。后来人们认识到,任何物质形体,即使原子结构也不是绝对的、最后的,物质形体是可变化的、多样的。于是在苏联和中国大陆,20世纪的唯物论不再把物质概念固化为某种物质结构,而做了更高的抽象,将物质定义为仅仅是“客观实在”,其基本品性是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能够被人的感觉所反映。这样的物质概念尽管不受物质结构形态的束缚,但用可以被感知的“客观实在”定义“物质”,势必造成混乱。因为一切有迹可察的事件,各种确实存在或存在过的具体事物,所有已用形象或文字表达出来的精神产品以及一切现象、关系、过程,等等,都可以包括在这个定义之中,而实际不能纳入哲学“物质”概念。哲学物质概念一定与物理学的物质概念紧密相联系,而不能用极端泛化、可以包罗万象的“客观实在”来表达。

在思维和高级心理过程中,想不想?想什么?怎么想?不是由大脑神经细胞的物质决定,而是由“思维主体”——“我”决定。对于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思维主体之“我”有主动权和自由权。大脑细胞的物质却会服从思维主体之“我”的带动,依随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做相应运动,提供必要的支持。

愚以为,在保持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利用和创造各种现代化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辨析,总结新的规律。这样获得的成果,都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这是坚守中医本质的底线。应当看到,中医学实际上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中医哲学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道、儒哲学(包括易学)在医学领域的运用。看起来好像十分单纯,没有什么独立意义,故历来不被哲学家和近代医家重视。

可是,回顾百余年来,西学横扫世界,中医却始终屹立,近更灿然振兴,蔚成一大奇观。细细品味,不禁使人惊醒,原来许多科学和哲学观念上的重大突破正要从这里开始,而中医学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与中医哲学的再认识同步。许多从西学看起来不可理解,类似丑小鸭的东西,其实正是中医和中医哲学元创性的表现。

中医学认为,心神为一身之主,为生命的核心。故人的精神状态是中医证候辨析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知道,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表现,如果对现象进行分割、抽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这样的关注必定指向世界的“体”的方面,主要去研究事物的空间属性,并从空间的立场和角度来探察时间,规定和宰制时间。

关于这一点,张介宾说:“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类经附翼·医易义》)“易”指《周易》之易,即变易及变易之理。天地之易与身心之易有一致性,所以可以也应当运用天地之易来行医道。天人相应、医易相通,并不是由于中医学和中国哲学朴素、幼稚,而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是自然整体观引出的结果。如果不是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其哲学之理与具体科学之理也不可能如此相通。

自然的整体观强调整体决定局部,部分由整体生出,因而主张从整体看局部,又称“以大观小”。这样做,就是把事物放在整体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从而能够揭示事物内外的整体关系。由于是自然的整体观,即时间演生的整体观,所以把事物放在整体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就是放在天地宇宙大化流行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对于医学来说,医家看人,不仅把人本身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之整体对人之局部起决定作用,首先更要把人和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是天地宇宙的一个部分,为天地所生,为天地所养,无论从发生还是从生化的角度,天地对人都保有决定作用,故人之整体要受天地整体的制约,人与天地有应合关系。

第三,事实上,现象不仅是内部本质的外部表现,准确地说,现象是事物系统全部的内在组分和联系与全部外在联系自然的整体性表现、整体性反应,即事物系统全部内外关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涌现”。

荣格的这一英明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至今仍然紧锁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许多人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其实,这种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

关于阴阳,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对立统一规律。笔者以为,二者尽管有某些同点,但至少存在三个根本区别。

因此,当我们发现现代系统理论与中医学有某些相近之处时,切不可忽略这些根本性的差异。否则,同样会把中医学引向岔路。事实是,目前西医正在稳步地沿着系统科学的方向朝前走,这正符合西医作为西方科学的发展逻辑。

中医经络藏象之象,指人之生命在正常情况下自然地显露于外的状态,而医家对其进行以表知里、以我知彼、自外揣内式的研讨,于是形成经络藏象理论。“证”则是生病时人之生命所呈之象,是自然状态下生命异常的整体机能反应。

以《周易》和道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对“象”的认识置于首位,由对“象”的认识带动和制导对“体”的认识,并以“象”的整体生化观为标准,对“体”的认识做价值判断。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上》)由是,在《易传》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象”的理论。《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则是将这套“象”的认识论成功地应用于兵学和医学的典范。

?中医学至今仍与哲学相贯

长远未来的中医学肯定会有大的发展、突破和变革,阴阳五行等也有可能被新的理论代替,但是中医学与未来的自然整体哲学保持特殊紧密的相互渗透关系,这一点不会改变。如果改变了,中医学就不再是自然整体医学。

西方哲学的观点有片面之处

在认识过程中,人的自然的整体与合成的整体这两个层面尽管不能真正沟通,但是二者紧密相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所以,为了深入认识人的自然整体(现象)层面,发现更多更深刻的规律,应当参照和融会有关人的物质形体方面的知识。为此,要研究和总结在藏象经络理论形成过程中,古代医家是如何利用当时的解剖知识的。依据自然整体与合成整体之间某种程度的盖然的对应关系,我们应当设法消化、改制现代生物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来丰富中医药基础理论。

要认识事物完全的自然的整体,必须主要采取主客相融的认识方式,以意象思维统摄抽象思维。唯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事物之表里内外,事物与宇宙万物以及事物与认识主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全面联系。也只有做到了这些,才算是达到了事物完全的整体。为此,光靠观察分析、逻辑推理是不成的,还必须依靠意识之上的觉和悟。

?中医学至今仍与哲学相贯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物质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物质可看作“封闭的能量”,能量可以生出物质。在物质和能量之外,信息不仅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且对万物的生成与演化,尤其是反馈系统,具有不可缺少的特殊作用。一般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世界构成的并列的三大要素。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这三大要素的背后,更深层的存在是关系。以上大体是以空间为本位看世界。

“象”要比“体”敏感。病邪刚客于身,尚未成病即可见于象。故辨证论治可提前发现病变,找到病因,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而形体性的诊断治疗,一般只看重物质构成方面的变化,然而物质构成发生异常时,则病已成,患已深。

因此,当我们发现现代系统理论与中医学有某些相近之处时,切不可忽略这些根本性的差异。否则,同样会把中医学引向岔路。事实是,目前西医正在稳步地沿着系统科学的方向朝前走,这正符合西医作为西方科学的发展逻辑。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用唯物论来解释和框定元气论,势必导出两个后果:一是抹杀无形之气的存在,而将“气”说成是某种物质元素或物理场,或某种纯粹的功能。二是以各种说辞,否定元气论视精神为“气”的观点。而无形之气的存在是中医学和所有中国传统学术立论的实在论基础,是中医学和所有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根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否定了“气”,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了中医学和中国传统学术。所有将中医药还原为生物物质和化学元素的做法,都与用唯物论框套元气论有关。至于以“气”解“神”,正是中国学术对精神现象研究的重大贡献。而事实上,将精神归结为物质的属性,就使精神活动的基本过程和大量心理现象根本无法得到说明。

“客观存在”不仅是“物质”

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从这三点不同可以想见,如果把阴阳拉向对立统一规律,就会改变中医学的自然整体医学的特质。

中医哲学是现象层面的整体哲学

从人的现实生命过程来看,没有人的形体,精神活动固然不能存在,但形体只是精神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完全条件,还必须有正常进行的生命系统的“活的”整体关系。依照中医学理论,精神活动的直接承载者是“神气”。神气与形体相合,方有人的生命;二者相离,人则死亡。《内经》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百岁,五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经文中前一个“神气”,指精神意识;后一个“神气”,除精神意识外,还包括各种生理功能。从“神气舍心”“神气皆去”的表述可见,《内经》认为,精神和各种生理功能都通过“气”体现,相对于形体,是有独立意义的存在。

在保持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利用和创造各种现代化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辨析,总结新的规律。这样获得的成果,都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这是坚守中医本质的底线。

由上可见,自古以来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特殊紧密的关系并不是缺点,而是自然整体医学的特点。这就像汉字。汉字之所以没有演变成拼音文字,并不意谓汉字落后,而是中国的意象思维使然。汉字为适应和表达意象思维,因而至今保留着形象特征。确切地说,汉字经过演变,早已不是原始的象形文字,而是具有高度整体性的象意文字。而成形后的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也根本不是什么西方类型的“自然哲学”;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不可用西医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来做机械比照。

?二者关系不同于西医与西方哲学关系

唯物论不理解随机和偶然

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中医是时间科学,西医是空间科学,二者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

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哲学与科学也走过从混融到逐步分离的过程。至迟到西周,医学已成为独立的知识系统。但是中医学至今仍保留着阴阳五行而与哲学相贯,这一点与西医和西方科学却很不相同。有人据此认为,中医学始终没有摆脱古代的朴素性,仍然停留在前科学的阶段。中医学要现代化,要成为科学,就必须与哲学彻底分离,甩掉那些哲学范畴。

众所周知,科学与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什么科学,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学的导引和约制。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概莫能外。而且,古代西方与东方一样,也曾有过哲学与原始科学混融在一起的时期。但是后来,西方的各门具体科学陆续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从此与哲学泾渭分明,在理论和概念上不再纠缠不清。

因此,那种否定对象的认识也属科学的做法,不仅是一种狭隘的偏见,而且没有看到,象所标示的人之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高于并统摄生命的物质构成层面。

这些范畴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没有形体形质。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概略地说,中国哲学是时间哲学,或自然整体哲学;中医学是时间医学,或自然整体医学。中国哲学和中医学所坚持的整体是完全的本始的整体,是自然的演生的(时间的)整体,故特称自然整体。(西医构建的是合成—空间整体。)这样的整体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全息。意思是,整体的每一局部都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基于这种观点,中国哲学和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人身上的基本特性与生出人的天地宇宙有对应关系,可以相互参照。

《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王冰注:“阴阳与万类生杀变化,犹然在于人身,同相参合,故治病之道,必先求之。”所求病之本,指人身之阴阳,而人身之阴阳又是天地之阴阳在人身中的贯彻。《内经》强调,人身病之本,以及人身生命之本,与天地相通,受天地决定,必须以天地运化的大视野来加以观察和考定。这段经文和注文充分体现了中医自然整体观“以大观小”的原则。

人之生命系统的“象”与物质实体构成,正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前者主要呈现生命系统的时间变化,后者主要显示生命系统的空间结构。对于生命系统,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分不出哪一个更“根本”。正如时间和空间的关系那样,它们是共存关系,而不能用因果性概念说明。尽管二者密不可分,融为一体,但不能用逻辑方法,由一方推导出另一方,也不能通过某种实验,由一方观测到另一方。因为认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以妨害和阻碍认识另一方为前提,二者既互补又互斥。所以,认识按照其中任何一方的要求朝前走,都永远不可能进入到另一方。就是说,“象”和人体物质构成,这两个层面在生命过程中如何连接,是一个不可知的区域。

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他们开始重视时间,但仍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时间看作空间画面的连续。可见,空间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

从古至今,中医学与哲学有特别紧密的关系,甚至有些内容相互交错,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事实。

?元气论和五行学说不属于唯物论

因此,在象和证中包藏着这三方面及其相整合的信息。正是这三方面关系的整合,使象和证表征了人之生命系统的自然整体层面,也就是说,藏象之“象”和辨证之“证”,实质是生命系统自组织和环境对生命系统的他组织相互叠加的“涌现”,是生命系统内外复杂关系相互作用的跃升和结果。它们对于人之生命系统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同时对生命过程发挥着特殊作用。

中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身形体层面十分清楚,是因为它要想准确地把握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就必须保持人身形体的完整性,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当它进入解剖和物质构成的分析领域,人之生命自然状态的现象就丧失了。反之,西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它坚持从解剖和分析物质构成入手,这样就必定破坏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因而不可能把握人之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这种主张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一概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而忽略了中医学和中国哲学的特点。

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哲学与科学也走过从混融到逐步分离的过程。至迟到西周,医学已成为独立的知识系统。但是中医学至今仍保留着阴阳五行而与哲学相贯,这一点与西医和西方科学却很不相同。有人据此认为,中医学始终没有摆脱古代的朴素性,仍然停留在前科学的阶段。中医学要现代化,要成为科学,就必须与哲学彻底分离,甩掉那些哲学范畴。

在中医学问题上,尤其要划清整体论与还原论、元气论与物质论的界限,对它们的区别与关系要有清醒和全面的认识。

对人体物质构成的研究,西医学主要采用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在认识过程中,不得不把生命的丰富性、生动性、整体性舍弃,将复杂多变、充满个性的生命整体还原为简单的构成单元和枯固的一般。因此,西医学像整个西方科学一样,长于把握静态的类别,难于把握动态的个别。它可能精确诊断某一类病,但不能确切了解某一个人的病的特殊性。而意象思维的方法,不做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对切,在认识过程中能够以简驭繁,保存现象的丰富性、完整性,不做任何破坏,使经过辨析而被确认之“象”,囊括关乎患者疾病的全部要素、变量和参数。因此,中医辨证能够把类别和个别、共性和个性、常时和瞬时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全面把握,有可能将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能够因人制宜并使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具有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巨大意义。

这种关系就决定了,主体的认识途径和方式必是通过感觉,再到意识。而任何感觉,都不外是对有形有限物的刺激的反映,意识则是在感觉基础上的抽象和想象。因此,主体所能发现和认识的事物,其具体的存在形态必定是有界限、有边缘的,因而也就是有形的存在。

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中,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又通过这些理论,深深地渗透到整个中医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而那些深刻的内容集中地凝聚在《周易》和老庄的著作里,所论“天下随时”,“道法自然”,“立象尽意”这三项原则,正是中国认识论的精华。因此,唯有懂得了它们,才能真正把握中医学的活的灵魂。隋唐时代的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尝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所说极是。

这种将证候范围由大到小逐次收紧、证候表现由少到多直至完全的认识和定性过程,很像侦察罪犯,最后锁定目标。

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中医学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属于象科学。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气”概念做必要的澄清。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气”有很多用法,但作为存在最终是两种,一是有形之气,一是无形之气。有形之气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气态物质,如云气、水气、风气等。无形之气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实在,它们“细无内,大无外”,只能由人的“心”与之相通,故曰:“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管子·内业》)作为宇宙本原之气,应当是指后者。中医学所说的生命之源,实际也是指无形之气。

20世纪70年代,系统哲学传入我国。系统哲学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现代系统科学为基础。系统哲学的实质是整体观,因而与中医哲学有许多共同点。中医学的主要路径是,通过恢复和提高人身整体调节功能,从而达到祛病健身的目标。这与系统哲学的思想原则相一致。中医学和系统科学都是把重点放在事物的整体关系上,而不是放在事物的实体构成上。它们都着力研究相关复杂系统的整体规律,把调整和优化事物的整体关系,改善和提高整体功能,防止事物整体运动的不利倾向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对中医学和中医哲学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西医诊治的关注点是病原体和病灶。它们是有形的实物,被视为明晰的病理因果和西医诊治的科学依据。因此,对于西医重要的是:

象科学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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